22年考研，22年考研国家线
自古以来，任何一场战争，都不是纯粹的在正面战场上厮杀，孙子兵法云：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，这一句话，直接道出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。
1921年，我党在上海成立，自此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在这28年的革命斗争中，我党内也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情报工作者，其中最著名的一位，当属李克农，其次，便是潘汉年。
不过让人诧异的是，建国后，李克农与潘汉年的命运，却是天差地别。
李克农在1955年时成为开国上将，达到了自己革命生涯的巅峰，而同年，毛主席却是亲自下令，将潘汉年逮捕入狱。
此后，潘汉年被关押监视22年，直到1977年去世。
路遥的小说《人生》小说扉页上写着这么一句话：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。”潘汉年落得如此下场，全因他走错了几步。
潘汉年因为走错几步路，就被关押22年，他到底冤不冤呢？
1906年，潘汉年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，少年时期，潘汉年喜欢舞文弄墨，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自己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，因此在后来，他加入了由郭沫若、郁达夫等人创立的文学团体“创造社”。
可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岁月里，搞文学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随着革命形势的推进，1925年，潘汉年加入了共产党，自此开启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。
北伐期间，潘汉年跟着郭沫若做宣传工作，这件事对他而言，还算是喜欢，不过随着大革命的失败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，一切也都随之变了。
1931年，中央特科领导人之一顾顺章叛变，虽然有钱壮飞千钧一发的营救，但是我党在上海的大部分机关还是被敌人打尽，为此，中央特科不得不进行“大换血”
潘汉年由于为人聪明，机智，他被党组织选中，担任了重组后中央特科的情报科科长。
这一任命，彻底的改变了潘汉年的一生。
潘汉年从此由地上转入到了地下，不得不承认的是，潘汉年对领导情报工作，确实是有自己的心得，也有天赋，在他的努力下，我党情报工作形成了“潘汉年系统”，著名的华克之、关露、黄慕兰等红色特工，当时都是潘汉年麾下的干将。
不过，潘汉年也许是年轻，也许是优柔寡断，他在长征期间，做错了一件事。
遵义会议后，党中央派他和陈云兵分两路前往苏联，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，两人都顺利到了苏联，并见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。
但是两人却没有同时回来。
陈云先行回来，当时潘汉年主要是有事，在苏联学习新密码，他用了三个月，这个可以理解，可是不能理解的是。
潘汉年回国后，没有想着赶紧将密码送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手里，而是根据王明的命令，去和国民党进行所谓的“谈判”
这个时候的潘汉年，有些分不清主次了，因为此事，毛主席很是生气，
他对周恩来说：“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，这么重要的密电码，他放在脑子里九个月，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，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，却先去办国共和谈，让我们在这里急等，耽误了大事，这样的人不可信用。”
潘汉年做错了事，但是毛主席对党内同志的政策向来是“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”，因此，毛主席对潘汉年还是愿意继续委以重任的。
此后，潘汉年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，华中局社会部长等职可见一斑。
不过也是在抗战中，潘汉年最终走错了一步路，这一步，也成为了他政治生命的转折点，即在1943年时，秘密私会汪精卫。
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，上海沦陷，由于上海是我国当时的第一大城市，局面复杂，外国势力数不胜数，因此，在这里获取情报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。
潘汉年因而来到上海，亲自部署此事。
在此期间，潘汉年与汪伪政府特务组织领导人李士群有了联系，两人商议决定，李士群定期给我党提供情报，而我党则是考虑给他留一条后路。
从1939年到1943年，李士群与我党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，确实提供了不少有用情报，而且还秘密保护过我党同志。
但是在1943年春，潘汉年却是惊人的发现，自己和李士群联系不上了。
此时又有各种消息传来，日伪军准备对新四军发动新一轮的“扫荡”，时任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让潘汉年想想办法，搞点情报。
潘汉年决定亲自去上海，冒险见李士群，询问原因，饶漱石表示同意。
那个时候的潘汉年雄心壮志，他不知道的是，他这一去，彻底的陷入到了李士群的“圈套”里。
潘汉年到了上海后，通过中间人得知李士群去了苏州，他也没多想，也去了苏州。
可是等他到了苏州，对方却又说李士群到南京去了。
此时的南京是汪伪政府的所在地，到底该不该去？潘汉年有些犹豫不决，如果不去，他这一趟什么都没获得，有些不甘心，所以到最后，潘汉年还是决定要去。
不料，潘汉年到了南京后，李士群却是突然和他说：“汪先生心情现在不好，他打算搞议会政治，你来了，他很高兴，想和你谈一谈。”
听完这句话，潘汉年当即懵了，他终于明白，李士群这一波三折，其实都是在给他设套，但是到此时此地，他已经为“鱼肉”，人为“刀俎”，没办法，潘汉年只好同意。
至于潘汉年与汪精卫到底说了什么？内容并不重要，因为从以后潘汉年的做法来看，他没有做对不起革命，对不起党组织的事。
不过，见汪精卫这件事，对于我党来说是重要的，特别是他的身份很敏感，还是我党情报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之一。
回到新四军后，潘汉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这件事说出来，汇报给党组织，但是当时部队在整风，潘汉年怕给自己弄一个不好的结果，所以就将此事隐蔽了下来。
这一件事，终究是潘汉年走错了路。
而当时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，说是秘密，其实国民党特务也有察觉，他们还将此事刊登在报纸上攻击我党。
毛主席还专门因为此事问潘汉年，到底有没有。
潘汉年心虚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撒谎说是国民党造谣，毛主席选择相信了他。
潘汉年终究让毛主席失望了。
1955年，潘汉年在北京参加我党全国代表会议时，将此事坦白，陈毅看后大骂他糊涂，遂连夜将情况告诉给了毛主席。
毛主席听后也是雷霆大怒，当即命令罗瑞卿逮捕潘汉年。
自此，潘汉年入狱22年，直到他去世。
说起来，如果从情报工作方面来说，潘汉年落得如此下场，其实并不冤枉。
情报工作，本来就充满了艰难，凶险，参差交错，最好的做法，就是不向党组织隐瞒任何一切事，
潘汉年的错误，不在于他私会汪精卫，也不在于他和汪精卫谈了什么，而是在于他向领袖，向党组织刻意隐瞒了此事，这样难免使人浮想联翩，这也是潘汉年“幼稚”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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